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新媒体时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思考****** 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如何加强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中国故事“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的现实问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的广泛渗透，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我国在国际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发生巨大转变，全面、深刻地影响着当今国际传播格局及未来走向。 国际传播主体趋于多元化和广泛化 从媒体讲故事到全民讲故事。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电视、广播、期刊等主要传播媒介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渠道。由于时间、空间、资源、成本、技术等多方面原因，传统媒体议题设置较为严肃、传播方式比较单一、社会组织及群众的参与度较低。而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国际传播处在一个更为“自由开放、多元平等、多向交互”的网络空间，数字化媒体有效解决了传统媒体时空受限、资源集中、成本高昂等问题。新媒体平台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还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受关系，人民群众不再只是信息接收者，还成为体量最大的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总体而言，我国借助新媒体开拓国际传播新局面具有两大优势：一是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基数远超其他国家，普及率也领先于全球水平，这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群众基础；二是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增速迅猛，网民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中国故事所辐射的受众面将越来越广。简言之，在新媒体时代，讲中国故事的人和听中国故事的人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将在国家形象建设和国际传播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主体作用。 从中国讲中国故事到世界讲中国故事。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灌输的模式，还颠覆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独家垄断的局面——一方面，为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外交流传播开拓新渠道；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宣介中国创造新机会。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信息被高度碎片化、去中心化、冗杂化，信息来源变得复杂多样，国际社会对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领导人、社会组织，以及明星、网络名人甚至是普通群众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的关于中国的言论，都可以为我所用，为塑造我国国际形象提供助益。 在某种程度上说，相比于中国讲述自己的故事，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或许可以成为国际传播中出奇制胜的一招。一方面，以国际社会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可以促进中国文化输出方式从刚性向柔性输出转变；另一方面，可以拓展消息流通渠道，扩大故事的覆盖面，真正做到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了解中国。以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例，英国广播公司、泛非通讯社、印度时报、美国道琼斯通讯社、巴基斯坦国际新闻社等世界各国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各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通过网络平台向中国政府及人民表达祝贺，中国成功消除贫困的消息迅速辐射至全球，成为热议度最高的话题之一。由此可见，新媒体背景下，在开放性的网络平台上，让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既是中国扩大对外传播效力的方法和策略，也是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与结果。 国际传播内容趋于简明化和微观化 为充分体现我国文化观、价值观、发展观，建立良好国际形象，传统媒体通常会选择宏观立意深刻、最具国家代表性的内容作为国际传播的内容题材，例如以国家政治改良、历史演变、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经济建设等为主题的著作、影视剧、纪录片等。不可否认，这类知识产品不管是在过去、当下，还是未来，都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和积极的引导作用，但这类内容在新媒体传播生态中并不具备流量竞争优势。 受当下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方式的影响，网民接收信息的习惯逐渐趋向碎片化、浅表化和娱乐化，且追求效率，因此，内容充实且精简凝练、信息丰富且直观明了的形式在吸引流量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伴随全球掀起的短视频热潮，“微创作”已成为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主流形式，用户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上的社交软件即可完成内容创作、上传及阅览，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 相比以往官方严肃的对外宣传风格与内容题材，如今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丰富了内容创作的视角，生活化、亲民化的内容为广大网民所喜闻乐见。以微观视角为切口，通过鲜活的画面反映我国人民生活日常，通过见微知著的方式让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社会的进步。 以李子柒为例，她作为一位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凭借优质内容在国际上成功“出圈”，其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与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相当。然而，观其内容题材，并未直接宣扬中国文化，而是以中国传统美食等为主线，从小农户的视角围绕衣食住行做文章，描绘出一幅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图景。国外网友纷纷表示，李子柒视频中呈现的中国乡村风情和传统文化令人心驰神往。正如央视新闻的点评，李子柒没说一个夸中国好的字，但却讲好了中国故事。优秀短视频作品足以担当起文化输出的重要使命。 国际传播方式趋于互动化和精准化 从单向灌输式传播到多向互动式传播。信息的单向灌输是指信息从发出端到接收端单向流通，且在传播过程中内容不会出现增加、删减或变动，这是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最大的特点之一。新媒体传播则大不相同，信息在网络上流通时，网民可以通过转载、评论、发送弹幕、点赞等方式实现与信息发出者及其他信息接收者不限次数的实时交流，进而形成多向互动的传播模式，所有互动内容都会被平台记录并公开呈现给后续观看的人。这意味着，信息在流通过程中会因为多方的互动参与不断累积，受众可以从他人的评述或与他人的讨论中获取新信息；传播主体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实时监测内容的传播效果，并从受众的反馈中总结经验，为以后的内容创作提供借鉴。 从“广撒网”式传播到精准传播。内容再优质，如果传播不精准也会造成无效传播，达不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网络信息技术成功打破了信息产品难以匹配潜在受众的窘境。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新媒体平台可以进行用户画像，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的特征、喜好和需求，推送满足用户需求的信息，从而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促进新媒体赋能国际传播的思考与建议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参与故事创作、分享与传播，世界也能通过新媒体平台了解更多中国故事。因此，促进新媒体赋能国际传播，对传播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推动我国外宣实践不断开拓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为大众参与国际传播创造了机会和可能性，但如何激发群众主动参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要想发挥国际传播中的群众力量，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人有意识地参与文化产品创作。例如以企业、机构、学校等为单位组织文化产品创作比赛，并按照员工或学生的特殊需求予以相应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再如开设国家级文化产品网站，公开表彰和展示优秀文化产品，从而激发民众的创作动力等等。 建设人才队伍，为国际传播事业打造主力军。让群众有能力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是发挥群众传播优势的关键。大多数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的内容都具有即时性、零散性、随意性的特点，内容缺乏深度、文化价值导向不明显、表现手法不够成熟、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要想真正发挥群众的文化传播价值，就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培养新媒体传播人才，优先打造传播主力军，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内容指导、技术培训、文化教育、资金扶持等，为大众参与对外传播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不断挖掘新的人才，少数带动多数，逐渐壮大人才队伍，促进广大群众切实参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 建立传播效果监测与评估机制，为改进国际传播路径提供经验借鉴。建立系统化、标准化、定向化的效果监测机制与评估机制对于促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国际传播的主体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样，覆盖更加广泛，整个传播体系更为复杂和庞大，有必要通过系统监测传播效果来把控国际传播的整体方向，把握网络舆论环境的整体态势。通过建立统一的传播效果评估标准，引导和规范政府和民间的文化产品创作，借助大数据收集海内外受众的评价与反馈，分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发展现状和现存问题，不断总结文化传播经验，为日后改进和创新国际传播路径提供借鉴。 加强新媒体赋能，促进传统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更好发挥作用。新媒体是顺应全球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面对新兴技术的冲击，传统媒体必然面临转型和升级难关。尽管如此，传统媒体在某些方面依然具有独特优势。相比于新媒体，传统媒体发展时间长，拥有更深厚的市场基础、更成熟的传播理念和运作模式。此外，相较于流量大、流动性强、内容更迭快的新媒体平台，依托于传统媒介的国际传播产品往往内容更加饱满，更具思想深度，更有研究价值，也更容易打造品牌优势。因此，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迅捷、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特点，加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赋能作用，借助新媒体运营加大对传统媒体产品的宣传，补齐传统媒体传播慢、流量小、覆盖窄、互动性弱的短板，充分调动传统媒体的资源力量，更好地发挥传统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作者：罗慧芳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科研管理与国际合作部副主任、治国理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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