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新馆开放——在这里，探寻壮美广西******
11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新馆开馆。
创建于1934年的广西博物馆，是省级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广西博物馆改扩建后面积由此前的2.1万平方米增加至3.7万平方米，其中展览面积约1万平方米，可展出的文物数量由之前的600多件（套）增加至3000多件（套）。首批开放的展览展出文物近2000件（套）。
大部分文物首次展出
11月29日，南宁市民孔先生一早就来到广西博物馆新馆外等候。“我是通过博物馆的参观预约小程序成功预约到今天的参观名额，太兴奋了，非常期待能看到一个全新的广西博物馆。”他说。
1978年，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在刚刚建成通车的民族大道旁落成，这座具有干栏式建筑特点的陈列大楼，被评选为当时的全国十大博物馆建筑之一。1988年，民族文物苑建成开放，和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相映成趣，不仅成为国内最早开创“馆苑结合”“动静相辅”模式的博物馆，也在许多广西人心中留下深刻的文博记忆。
2018年，广西博物馆迎来了首次闭馆改扩建，2019年1月开工。经过4年时间的精雕细琢，广西博物馆在继承原址风貌的基础上，扩大增加功能分区，完善提升各项基础设施，使得新馆集经典怀旧景观、休闲文化空间与现代科技设计于一体。
据了解，此次重新对公众开放，广西博物馆新馆首批推出5个馆藏文物展览，包括“广西古代文明陈列”“烽火南疆——广西近现代革命史陈列”2个基本展览，以及“合浦启航——广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釉彩斑斓——馆藏瓷器陈列”“匠心器韵——馆藏工艺珍品陈列”3个专题展览，其中大部分文物为首次对外展出。
“此前受场地影响，许多馆藏文物只能长期保存于文物库房，新馆开放后，展出的文物数量和品质将大幅提升，众多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将在全新的展览空间迎接观众。”广西博物馆馆长韦江表示，新馆面向游客开放的空间布局也更多元，馆内每个功能区均覆盖有AR实景地图导航等数字化信息及管理系统，并接入“一键游广西”平台，为游客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的智慧化服务。展览及服务空间也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光影技术，打造沉浸式观展和互动体验。
同时，广西博物馆新增了4个互动服务区，分别为儿童考古探秘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历史小剧场与博物馆文创商店，与上述展览体系有机融合。互动区域还将通过创意展示、节庆活动、演艺表演和科普研学等方式，提供高质量博物馆文化产品，并逐步探索博物馆夜间开放模式，为市民游客打造别致的“博物馆奇妙夜”。
民族融合多元交汇
“这件翔鹭纹铜鼓是我馆的国宝级文物，1976年出土于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它纹饰清晰，图案精美，器身保存完好，是国家一级文物……”在“广西古代文明陈列”展厅，讲解员为观众娓娓道来，通过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画展示出广西这个多民族融合地区发展的历史脉络。
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和谐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广西博物馆新馆全新推出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是广西第一个以通史体例来表现广西古代文明历史的陈列展览，统筹全区文物精品，重点突出广西历史中“悠久、多元、交融、开放、同心”的特点，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用博物馆的陈列语言，讲述波澜壮阔、辉煌灿烂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成就。
“这些有形有色的珍贵文物，就是民族融合具象化的体现。”韦江说。
此外，基本展览“烽火南疆——广西近现代革命史陈列”全景展示广西近现代革命历程，通过文物再现历史事件和革命英烈，弘扬革命文化。专题陈列“合浦启航——广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以故事化的展览脉络、场景化的展示环境、多样化的展示手段展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釉彩斑斓——馆藏瓷器陈列”展现馆藏瓷器特点，突出其历史价值及美学价值，从文物中管窥其时代背景下的世貌风情与文化的交流交融；“匠心器韵——馆藏工艺珍品陈列”突显广西博物馆深厚的文物集藏传统，展现文物之美与工匠精神。
创意让博物馆走进生活
“打起渔鼓开口唱，唱一唱广西好地方，漓江烟雨景色美，三姐歌声传四方……”11月28日晚，一阵阵清脆悦耳的歌声从广西博物馆新馆文创市集里传来，这是广西本土歌唱组合“蝴蝶飞”表演的地方戏曲渔鼓。“曲艺最早出现的地方是市集、茶楼酒肆，我们希望通过在市集里表演实现活态传承的目的，进一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广西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组合“蝴蝶飞”发起人赵嘉懿说。
此次文创市集，广西博物馆新馆推出了艺术家公开课、音乐快闪演出、非遗互动教学等形式的互动活动，全面展示广西民间艺术的丰富性、历史性与趣味性，让文博更好地走进百姓生活。
“博物馆与人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广西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黄璐说，为了拉近民众与博物馆的距离，广西博物馆早在2017年便尝试与南宁地铁联合推出广西首个博物馆主题车站，将地铁站打造成体验广西文化、触摸历史的文化空间。
在新馆正式开馆前，广西博物馆与五菱汽车跨界联合打造了“行走的广西博物馆”项目，以车尾厢集市、快闪等形式走进校园、商超、街头巷角，用更多跨界融合的形式展现文物价值，让馆藏资源得到更多年轻化、生活化呈现。此外，广西博物馆新馆还以馆藏文物翔鹭纹铜鼓、羽纹铜凤灯和大铜马为原型，结合区块链技术，在网络平台首次推出3款数字藏品。这是该馆推进智慧化建设工作，运用信息技术推动藏品保护、展示及利用的一次融合创新之举。
“随着展示环境全面改善，广西博物馆新馆还将策划和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活动，建成一座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有趣味的博物馆。”韦江表示，文化遗产不光要“守”得住，还要“活”起来，更应“火”起来。（本报驻广西记者 宾阳 通讯员 莫曲）
别样的散文，不一样的“文化中国”******
【从新年首期选刊看文学新气象】
别样的散文，不一样的“文化中国”
——从2023年第1期《散文（海外版）》看当下散文创作特色与趋向
作者：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今天散文的魅力取决于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叙述什么样的“文化中国”和怎样叙述“文化中国”。这决定了散文创作的气象，也左右了散文创作的趋势。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散文（海外版）》是月度散文选刊。以2023年第1期杂志为例，我们可以管窥当下散文创作的基本风貌和格局。
深入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叙述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所提到的“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并不是在讲述方法层面上来考虑中国故事的讲述，而是要构建一个不一样的叙述格局来讲述中国故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谈到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其背后有一个讲述西方故事的参照系。不仅如此，人们惯于在中西故事的等级关系之中去选择中国故事、叙述中国故事。因此，从根本上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不是方法论层面的话题，而是如何处理中西“故事”关系的问题。本期《散文（海外版）》的几篇散文在叙述中国故事时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它们深入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去找寻“文化中国”，体现了散文家叙述“文化中国”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
胡学文的《拴在年上的记忆》所叙写的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春节生活。与很多写春节的文学作品不一样，它所写的不是图腾式的春节，也不是仪式化的春节，而是深入中国人骨髓深处的日常化的春节。胡学文表面上不厌其烦地详细叙写春节的程式、美食等，而作品内在内容写的是深入中国人血肉之中的日常伦理与情怀，勾画出亲情至上的文化根脉。《拴在年上的记忆》讲述春节特有的“味道”。周缶工的《老屋衣马》所写的也是寻常百姓家的历史与日常。老屋是老旧中国的缩影，老屋里的芸芸众生乃是中华儿女。《老屋衣马》并没有酸腐气，而是充满了可爱，充盈着怡然自得的纲常与伦理。
《拴在年上的记忆》与《老屋衣马》这两篇散文的“新奇”在于，他们客观还原“老中国”的方式，不是夸张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贴近历史的、烟火气的，它力求写出一个“客观的中国”。这里的“客观的中国”并不符合某种先验的观点，而是深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展现其历史的自洽性。所以，两位作者在叙写春节、老屋这样的常规题材时，才能如此心平气和、娓娓道来。
其实，两篇散文能如此平静地“叙述中国”，自然是参照中国故事的角度和标准发生了变化。原来那种图腾式、仪式化地叙述中国的方式，是由其所参照的西方预设的文化等级所决定的。以西方现代性为视角来叙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则充满了猎奇，甚至夸张与扭曲，行文之时难免有剑拔弩张之气，自然就难以心平气和地叙述。叙事思维的调整，不仅能让散文在叙述中国故事时呈现出豁达、自然的气象，更重要的是，散文所观照的人和事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穆欣欣的《把日子往前过才是幸福——红楼人物刘姥姥》体现了这种转化的趋势。《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是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人物形象，在很多读者眼里，她笨拙的言行与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那样充满喜剧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无非是人们习惯性地从高处出发来审视刘姥姥。然而，如果贴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尤其贴近老百姓“过日子”的人生伦常来看待刘姥姥，我们就会发现刘姥姥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坚韧、宽厚，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
段爱松的《斑斓捕梦人——我与外国文学之缘》的思路与《把日子往前过才是幸福——红楼人物刘姥姥》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所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外文学关系。说起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习见的叙述是讲述中国作家如何受到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然而，这篇散文的叙述思路却与众不同，它以中外文学经典之间的“互通”与“互鉴”作为叙述的思路，仔细地叙述了《红楼梦》与《浮士德》之间的“互鉴”之处。同时，它也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柳永的《雨霖铃·秋别》、温庭筠的《菩萨蛮·雨晴夜合玲珑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之间找到“互通性”。
给传统审美意识注入当下性
描写山水田园是中国散文固有之重要领域，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令人称道的优秀篇章。此类散文借景抒情，以景、物甚至山水田园寄予作者的思想情感和道德理想。这样的写物抒情方式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们和中国传统审美观相联系。中国早期的比德、畅神审美意识，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散文创作的发展。当下散文创作仍注重表现比德的审美意识和畅神的审美理想，这也是表现“文化中国”的主要方式。
马晓燕的《在花朵中念与痛》以比德的审美意识来表现当代人应该坚守的价值观。马晓燕以槐花来表现人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以玉兰来体现不流于世俗的价值追求，以牵牛花来表现对于淳朴心灵的向往。黄丹丹的《我的植物故交》在更为深邃的哲思层面来建立“物”同“人”的关系。文章通过对蓼、雪见草、马泡秧子、狗尾草、三棱草、野苋菜、美人蕉、凤仙花、矢车菊、六道木等植物的细心观察，对植物物性进行不厌其烦的书写，无非是要恢复人类认知植物的各种能力，重新找回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和植物本来就是共同享受自然界的阳光与雨露，只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让人类和自然相远离，人与自然相阻隔。黄丹丹从植物与人的关系入手，期望重建人和自然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
以物观人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的确立和中国古典美学的“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物我相连、物我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宝贵的价值观念，尤其在物质高度发展的时代，为了避免功利主义给人带来伤害，重新回归“天人合一”价值观，自然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天人合一”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从“物”与“人”的系统性关系出发来处理“物”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以“物”为中心，或者简单地以“人”为中心。葛小明的《大树独立街头》以几棵树的命运为参照对象，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小区栾树出油，业主要求物业一砍了事，但没有想到夏天无荫可憩息的烦恼。人们只想到大树患病，粗暴治理，没想到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葛小明以物及人，言明人同树木，是一棵行走的大树。大树离开自己的生态系统难以存活。人类又何尝不是生存在生态系统之中呢？
虽然皈依于传统审美意识和传统的观物之审美方式，能写出令人沉醉的散文作品，但是，毕竟时代在发展，如何在当下语境中去扩展传统审美意识，给传统审美意识注入当下性，也值得散文家深思。谢宗玉的《江南江北，尽是潇湘意象》可谓是其中具有典范性的作品。“潇湘八景”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渲染，已经蔚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美学旨趣。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复原，“潇湘八景”令人流连忘返。然而，作者的笔触不是去歌颂“潇湘八景”的审美旨趣，而是格外冷静地剖析了“潇湘八景”形成与流变的历史原因，指出“潇湘八景”实际上包含了消极甚至病态的审美心理。于是，作者发出呼吁，要开文化新路，避免文化陷阱，不要盲目“鼓吹那些旧意象”。叶青的《一座山何以成名》也是从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与文化。与一般作品在书写名山大川的时候不加思考地膜拜名山大川的文化传说与掌故不同，《一座山何以成名》的可贵之处在于科学、理智地看待麻姑山成名的原因：自然造化与历史赋予。《一座山何以成名》告诉我们，名山大川文化的沉淀当然是我们应该珍视的文化传统，但是，尊重、弘扬传统文化，一定要有科学分析的过程。
书写亲情又不止步于表现亲情
人们常说中国以家庭为本位，中国人格外重视家庭伦理，形成了尊亲爱幼的传统美德。因此，叙写父辈与子辈之关系是散文创作亘古未变的主题。这一类主题既包括书写晚辈对于父爱母爱的赞扬，也有舐犊情深的流露。然而，要写出新意，难度自然很大。本期《散文（海外版）》在亲情书写上也有探索：书写亲情但是又不止步于亲情。探索的路径概而言之有两种。一是以沈念的《长路和短句》、江子的《燃爆记》、田鑫的《河流的几种形式》为代表，着重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叙述“父”与“子”的关系与情感；二是以任芙康的《父亲》、冯帆的《多年父子成朋友》、王韵的《夜苍茫》为代表，着重从“横向”的角度书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长路和短句》刻画了一位乡村干部致力于改造乡村的简史。父亲年轻时致力于“移山”，为乡村增加耕地面积，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移山”。后来父亲出任村支书，以“诡计”引来县委书记走山寨的烂泥路，为山寨争取到了修路资金。如果是仅如此记述一位乡村干部的历史，显然没有多大价值。作者巧妙地插入儿子“他”的视角，从父与子的关系中来叙述这一段历史。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史，作为《长路与短句》的内在叙述线索，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江子的《燃爆记》似乎只是写个人的家庭小事，刻画了一位吝啬、脾气暴躁、不讲感情的母亲形象。《燃爆记》的价值在于，它把母子关系置于历史流变宏阔的背景中去思考。在城市禁止燃放爆竹的时代，母亲为了给儿子一家出行祈求平安，执意燃放鞭炮，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然而，这是她难得释放对子女、家庭的情感的机会。时代巨变之中的“不合时宜”，虽然不具备历史价值，但是具备宝贵的伦理价值。这是《燃爆记》要表达的主旨。田鑫的《河流的几种形式》表面上写祖父与姑姑、叔叔，父亲与“我”之间的亲情与羁绊。实质上所写的是在祖孙三代的时光流变之中的亲子之情。作者在叙述之中以回溯的叙述方式来表现对于“根”的回望。
上述几篇散文侧重在历史纵向关系中书写亲情，避免了平面叙述的诟病。除了在纵向上开掘之外，这期《散文（海外版）》还有一些散文注重在横向的社会关系中去扩展亲情的书写内涵。“父”与“子”不再是书写父辈形象的载体，而是观察社会、洞悉人心的一种方式。任芙康的《父亲》表面上是围绕父亲和“我”之间关系来书写父子情。父子情固然是文章要表现的内容，但是，以“我”之眼，书写一位与他人交往中体现出品行高洁、“雍容”的父亲人生过往，才是《父亲》的本意。冯帆的《多年父子成朋友》不是简单地歌颂父亲，而是以父与子之间的“朋友”关系为纽带，既书写了父与子之间的深情，也刻画了一位私德上的孝子、工作上敬业的父亲形象。《父亲》《多年父子成朋友》不再拘囿于父子之间，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之中刻画“父亲”的形象。王韵的《夜苍茫》是倾向私人情感的书写。二姨让独子学平参军，儿子参军后，她非常思念儿子。儿子学平也是非常思念母亲，除夕之夜冒着风雪步行二十多公里去县城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由于思亲心切，学平渐渐神志不清。后来全靠二姨独自一人照料。然而，文章还不是简单的“母”与“子”之间的深情书写。这样的私人情感在作品之中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换。文章有机地融合了“我”的情感。“我”和学平相约，隐瞒除夕雪夜步行打电话的一事，以免增加二姨的内疚之情。文章在这里把单向度的母子之间的私人情感书写，横向迁移至社会关系之上，使二姨与学平之间的感情溢出了家庭内部，构成了一部由爱环绕的社会生活图景。这是《夜茫茫》感人之处，也是它的价值之所在。
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体，散文创作要突破、要创新实属不易。不过，从《散文（海外版）》2023年第1期的作品来看，散文家们在顺应时代之变、在创作中寻求变化和创新上，还是很有成绩的。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4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