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市发展启动新引擎******

　　记者 吴博峰 文/摄

　　当前，我国汽车市场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汽车市场稳定增长，对确保我国车市健康长远发展、为市场转型升级面临的各种挑战赢得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已连续13年稳居市场销量冠军宝座。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汽车消费市场新活力、加速市场回暖，成为业内关心的焦点。

　　车市增长有底气

　　“尽管近几年我国车市出现了一定幅度波动，但车市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从长远来看，目前我国汽车工业产销已处于短期调整的尾声，未来车市将保持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向《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考虑到我国车市发展的特征和阶段，预计今年我国汽车总销量将达到2760万辆，同比增长3%。

　　截至2022年，我国汽车市场年销量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在2500万辆以上。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我国汽车消费市场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曾公开表示，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汽车市场有相当大的需求潜力还未完全释放，考虑到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出行需求的提升，预期我国汽车市场全年销量的峰值在4000万辆左右。

　　无独有偶，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预计未来我国汽车全年销量的最高点在4000万辆左右，而现在全年最高销量始终未突破3000万辆关口，意味着我国汽车消费市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除此之外，作为拉动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二手车在汽车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激发二手车消费市场潜力，去年以来，二手车消费市场利好政策接踵而至。记者注意到，包括二手车行业临时产权制度、汽车年检放宽、取消二手车转籍限迁等利好政策释放，为二手车市场发展提供了信心和保障。

　　不久前，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范围的通知》，提出为积极有序扩大二手车出口，新增14个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新年伊始，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换购已成为汽车市场的第一大需求，二手车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活跃二手车市场，一方面置换消费会带来结构升级进而拉动新车销售；另一方面，二手车降低了消费门槛，通过畅通二手车的梯次消费和流通，能够有效扩大整个汽车消费规模。“综合来看，今年汽车市场会迎来新的增长阶段，期待主流消费者购买力进一步恢复，为稳定汽车消费市场信心奠定基础。”他说道。

　　多举措促消费

　　长期以来，当某项在汽车消费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利好政策退出市场后，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引发汽车市场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汽车市场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是广大消费者关心的话题。崔东树表示，当国家层面利好政策退出后，地方性利好政策的及时出台有助于缓解消费市场因政策切换所带来的焦虑，有助于国内汽车市场实现平稳过渡。

　　记者注意到，随着国内车市步入市场化发展的全新阶段，多地在去年底出台了多项汽车消费利好政策。仔细观察，这些地方性利好政策覆盖了消费者买车、用车各个环节，从多方面满足消费市场需求，为今年汽车市场稳定增长提供了充分保障。

　　2022年12月12日，浙江省财政厅发布《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新能源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提前下达2023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合计157231万元，用于2018年至2020年度新能源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清算和2020年至2022年度新能源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拨。支持符合补贴政策要求的新能源车产品推广应用，进一步扩大新能源车产品消费。

　　2022年12月2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要持续推广新能源车，通过结合促消费政策实施安排，适时实施新购置符合条件新能源车购置补贴政策，以及对提前报废或迁出“国IV”及以下普通小汽车并购置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等，促进新能源车销售。

　　对于广大新能源车主而言，成熟的充电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是确保使用体验的关键所在。针对这一需求，四川省发改委等部门日前印发《四川省电能替代推进方案(2022—2025年)》，提出在城乡公共区域、高速公路、景区、居民小区等领域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期间，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突破20万根，建成布局合理、运行高效、安全稳定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优化市场环境

　　一直以来，为进一步稳定汽车消费，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有效维护了市场经营秩序、营造了良好消费环境。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新版《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简称新版汽车“三包”)已于2022年1月1日施行。作为保护汽车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具体措施，汽车“三包”自实施以来，在解决汽车消费纠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版汽车“三包”增加了诸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其中新增七天可退换条款，使家用汽车直接进入“可退换时代”。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家用汽车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7日内，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其主要零部件的，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而销售者应当免费更换或者退货。

　　随着智能汽车市场渗透率快速增长，车辆智能网联化功能已成为影响消费者购车的重要因素。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具备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销量超288万辆，渗透率升至32.4%，同比增长46.2%。受此因素影响，新一代电子电气架构、车用操作系统、大算力计算芯片等技术得到突破，有关部门明显加强对汽车网联化领域的管理。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商用车辆车道保持辅助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三项智能网联汽车国家标准，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均属于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为行业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撑，引导生产企业生产满足行业需求的技术产品，推动其更大规模的应用，有效提升我国车辆的智能化技术水平及道路安全水平，支撑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烧瓷出身的“猛子政委”黄火星中将******

　　黄火星，江西省乐安县人，1909年7月出生，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身经百战、赤胆忠心，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共和国首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军事检察事业的开创者。

　　在反抗压迫中接受进步思想。1916年，因中原军阀混战和连年天灾，年仅7岁的黄火星就不得不同父母一起逃难至江西。为了拿钱给中途病逝的母亲安葬，他被卖给了当地陶瓷厂黄姓工人为子，并在陶瓷厂当学徒。1929年初，黄火星与共产党人余金德等人结为好友，在他们的教育和启发之下，黄火星开始接受进步思想，认识到自己被工厂资本家剥削的现实，开始反抗工厂老板的压榨。同年端午节，黄火星参加了党领导和发动的雄黄酒罢工运动。罢工运动在景德镇持续了一个多月，黄火星始终坚持在斗争一线，积极联合工友一起向反动政府施压，最后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工人，并答应了为工人们改善伙食的要求。罢工运动的胜利让黄火星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并极大鼓舞了他参加革命的斗志。

　　1930年7月，红军第二次占领景德镇，并成立了市总工会，黄火星被任命为市总工会青年部宣传员。他积极向当地百姓宣传红军的政策，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大家踊跃参加红军。红军撤离景德镇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在景德镇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火星便随市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乐平众埠街，加入了浮梁游击大队，担任宣传员兼司务长，后来被派往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为“猛子政委”。军政学校毕业后，黄火星先后担任江西弋阳第四游击队政治委员、贵余万游击纵队俱乐部主任和赤色警卫师第1团团委书记等职。1932年5月，赤警师在发动地方暴动中失利，部队被打散，第1团团长和政委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黄火星毅然担起了收拢部队的任务，带领身边的几个战士四处打听，寻找失踪的战友，先后收拢了200余人并将他们送到信江北岸。随后，这支队伍被命名为红军独立第10团，黄火星担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黄火星带领部队积极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斗争，巧妙利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国民党部队进行打击和袭扰，并截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部队装备得到改善，队伍不断壮大。

　　翌年1月，黄火星被任命为红11军第33师第95团政治委员，并参加中央苏区实施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红11军所担负的任务是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从新丰渡过抚河进入黎川，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第36师主力。在战斗过程中，黄火星身先士卒，带领部队猛冲猛杀，就像一台战斗机器，只要号角声一响，他立刻带着部队上前厮杀，战友们互相调侃：“这哪里是个火星，这分明是个猛子嘛！”于是“猛子政委”的称号就在部队里流传开了。

　　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阶段。黄火星所在的闽西南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黄火星担任支队第3团团长。他积极带领部队在横山、小丹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但条件十分艰苦，部队十分缺少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在一场战斗中，每个战士平均只能领到3发子弹，子弹打完了就只能和敌人肉搏拼刺刀。面对严峻的现实困难，黄火星不等不靠，带领部队自力更生，积极从敌人手里夺取物资和装备。在一次侦察中，黄火星发现安徽当涂至芜湖之间的日本军列时常会运输大量装备和物资。他便率领部队袭击了一辆军列，击毙了数十名押运的日本兵，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毛毯和大衣，部队装备和给养得到很大改善。

　　1938年8月，日伪军在小丹阳地区为非作歹，抢劫村庄，残害百姓。黄火星听闻后，率部对日伪军进行袭击，毙伤340余名敌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为当地百姓出了一口恶气。1938年冬天，驻守南京的日军联队长凤山少佐集合了2000多名日伪军，将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并对横山东北部的龙王山进行猛烈攻击，妄图一举消灭黄火星部。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黄火星决定采取内外夹击的战法来对付日伪军的“扫荡”。他预先将两支队伍派到包围圈外作战，自己带领两个连队防守龙王山351高地。他率部在龙王山构筑了战壕、沟壑等掩体，利用树林、灌木作掩护，在外围两支队伍配合下，连续数次击退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黄火星部共击毙200余日伪军，缴获100多支步枪、4挺轻机枪，反“扫荡”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军事检察事业中坚守原则。1955年5月，中央决定建立军事检察院，黄火星被任命为军事检察院筹建工作负责人。面对我军历史上和新中国检察史上的全新任务，黄火星将这个任务作为自己的全新挑战。军事检察工作是个全新事物，对一个长年带兵打仗的军人来说，更是毫无经验，一切都要从零做起。黄火星迎难而上，不懂法律就报名接受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函授教育，一有时间就去学习法律知识。工作中，他会随身携带一个公文包，将法律学习资料和工作文件装在里面，走到哪里闲下来就开始学习，以便自己能尽快掌握法律体系。在政策制定和人员调配上，他都事必躬亲，经常与工作人员谈论交流，虚心听取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建议。在他的各方协调和领导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筹备，就在全军各级建立起了军事检察机构并逐步走向成熟。在军事检察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中央对肃反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坚决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全国开展反右斗争活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抵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做法。1971年4月27日，黄火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61岁。（赵珠颜）